本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可以具有哪些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不同因素。或者说，在经济领域设置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议题时，不能忽略哪些方面的基本考虑。

本文重点从顶层范式、技术与经济范式、宏观经济范式、产业组织范式、经济制度范式五个领域，提出以人为本，新质生产力，数据生产要素，范围经济，天下为公，多样化红利等15个备选范式，探讨在形成新的经济范式方面，数字化、智慧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内核级影响。这五个方面的新，都是西方式现代化中没有，而代表未来现代化趋势的主要方面。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有没有这些新范式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中，是否有“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

一、中国式现代化顶层范式的逻辑提炼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进行范式提炼

现代化不等于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指什么？是否有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新范式内核存在？在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种讨论中，言不及生产方式，是一个重大局限。我们认为，现代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现代化。中国更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新旧交替谈现代化。

1、命题1：以生产方式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新范式

现代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面向信息生产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为此，应以生产方式为经济范式的新核心。

在人们当前普遍共识中，已接受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但很少提信息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范式上的特征，是否可以由信息生产方式界定？我们即将进行的现代化，到底是与工业化相同的生产方式，还是相异的生产方式？正如在工业革命中，言不及生产方式，就无法真正区分农民与工人。在信息革命中，回避生产方式，也就无从区分前一次现代化与后一次现代化的区别。以生产方式为经济范式的新核心，理论意图在于令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具备历史方向感，可以区分数字经济之前的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进而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

2、重新定位“先进”?，重建现代化顶层逻辑

1）命题1推论1：以道为本，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当前的现代化，而且是未来的现代化，它是西方式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其中另有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逻辑。

西方列强，一直往现代化范式中给东方人灌输弱肉强食这个方向的内容，其实与道本身（包括中国文化）多有不兼容之处。同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所需的自主范式（“我是谁”）一对照，发现把西方的弱肉强食当作现代化动机，缺了中国文化中”柔弱胜刚强“这另一面的道理以及双赢的道理。

其实，无论弱还是强都不是”道“本身，而只是实现道的路径。例如，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作为逻辑，带领中国人走的，实际是刚柔相济的路，不靠战争与殖民这种弱肉强食实现了发展，是力求在道这个层面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新逻辑。做强是必须的，确实落后一定挨打，但做强只是及格，做不回汉唐那种自我。中国式现代化要找出不同于西方的那个自我是什么，取得范式上的自我认同。

2）命题1推论2：以做优为现代化的升级逻辑。

谈出我们正面的想法，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尝试把“优”（例如高质量发展），当作对于“强”的升级逻辑。以强为及格，以优为高分，重建现代化的顶层逻辑。做优，当前首先实现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本身就提出了比强更高的标准，要在及格后争取高分。要超越西方现代化丛林中已经发现并证明有效的做强的逻辑，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给未来带来什么新东西，包括软实力、精神文明方面的新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范式，需要把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嵌入现代化概念之中。这个高质量，是综合性的，要用“以人为本”使之有别于西方，作为范式核心，体现“美好生活”（而不是唯利是图）这一特定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不反对利，而且并不想少获利，但应以体现正道的价值追求，作为利的根本，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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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进行范式提炼

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进行范式提炼，一方面要从当前的“中国特色”的经验中归纳，另一方面要借助于对中华文明普世价值的演绎。

中国式现代化就其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总的范式上的分别，可以从哲学上概括为主客一元与主客二元的分别。这是生成论（becoming，“易”）与还原论（being）的区别。映射到经济范式上，主客二元对应的就是人与物的二元，表现为以利为本；而主客一元则是人与物的统一，表现为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把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取向上的总区别，概括为以利为本同以人为本的区别。分别从经济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层次进行解析。

1、命题2：中国式现代化，应基于主客统一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新范式的核心

经济学范式上的西方与中国的分野在于，西方经济“以利为本”，中国经济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同以利为本的二元对立，是主客二元对立的经济映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主客一元，将人与利（物），统一于道。

西方现代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并不是整体经济（市场内+市场外的经济），而是“以利为本”这部分经济。

之所以说以利为本是主客二元的，是因为在现代性（工业化）这个总的历史范畴中，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自然，都是从物的单一视角来理解的。以利为本，是对物化与异化的总概括。

之所以说以人为本是主客一元的，在于它在人与自然关系处，不是把自然仅仅当作物，而是当作具有生命的生态来理解；在人与人的理想关系上，也不是把他人当作牟利的工具，而且当作社会生态中的相关者来理解。

从生成的角度讲，活劳动是创造、创新的活动，即创造价值，创新价值的活动。数字时代的活劳动实际对应的是知本家，知本家不是掌握知识的资本家（不是“知识大款”），而是掌握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知识）的活劳动，他是集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于一身，且诸要素处于一元状态、不可分离的智慧主体。

反观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利为本，在经济学上，将公平、正义等专属于人，而不属于自然的价值，排斥出物质范式之外。形成了与哲学主客二分对应的经济学“物-人”二分的基本逻辑。

西方现代经济学并非不重视公平、正义，而是将它们当作基本范式之下的二级概念、从属概念，当作经济伦理这个二级分支问题。就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物理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对立起来这一点看，它与笛卡尔将物理与道德对立起来，在范式上是完全对应的。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揭示经济活动中象物理现象一样具有决定论倾向的客观规律，代表了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历史过程中自然过程一面的真理。以利为本最主要的积极作用，在于认识人类活动中与物质活动规律相同的一面，今天我们说要遵循客观规律，就是从主客二分论中将一切客体化中来的。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也坚决反对不遵循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

但这种以客体否定主体的经济范式，正如阴阳各有局限一样，一旦绝对化，也会在理论和实践中同时产生有严重后果的局限性。这就是忽视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的一面。新古典主义理论完全排斥历史主义，包括李斯特的历史主义学派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失于在主客二元中排斥人的能动作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只关注物对于人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人对于物的反作用（包括社会分配中体现的人的能动性、资源配置中体现的人的创新、创造性）。现实的结果就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无法从范式高度认真对待以人为本。顶多在涓流效应水平把人从“本”理解为“末”（从涓流中分零头），而无视了人的潜力发挥不可能只通过福利化实现。

2、中国式现代化范式中的“中国”印记

1）命题2推论1：中西范式以主客关系区别彼此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根本区别在于“以人为本”同“以利为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哲学前提，是主客一元同主客二元的区别。

把以利为本这个社会概念（人与人关系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学概念（同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概念），特点在于，把主体（人）视为客体（物），用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例如卓别林《摩登时代》中工人被当作机器），把人加以物化。而经济上代表物的典型符号，就是货币。以利为本，就是以钱为本，并同人相对立。形成利与人相对立的金钱拜物教。金钱是好东西，不好的是把金钱当作了教。这是西方从新教伦理开始就越走越偏的地方。

而把以人为本的社会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学概念上，实际要说，把作为手段的物，复归于作为目的的人，以这种方式，达到主客一元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趋向相对的自然生态均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趋势相对的社会生态均衡。也就是从金钱拜物教这种异化状态，复归到以人为本这种主客一元状态。以人为本同人本主义也有区别，人本主义也是主客二元的，只不过以主体为本反对客体，也可能带来有违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过度福利化等问题。而这里所说以人为本并不与客体对立，是主客一元的。如果嫌主客一元太抽象，可近似理解为生态化，即活的（人）与死的（物）相容。

人与物，人代表社会人文的异质性，以自由为指向，具有非决定性的一面；物代表自然的同质性，以必然为指向，非有决定性的一面。本来，自由还是必然，都是同一个事物相互区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体现人文特质的一面与体现自然规律的一面，都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

但西方式现代化，却起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并由人与自然的对立，内化为人与人的对立。西方式现代化总的哲学根据，在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这是人的物化、异化的总的认识根源。将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起来，有其历史进步性。相对于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人人和谐的理念来说，通过这种对立进行“祛魅”，瓦解了自然经济，使工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对立过度，又使事情转向它的反面。人与自然的对立，带来物质、能源方面的过度消耗，而需要物质上的绿色、能源上的低碳来纠偏；人与人的对立，使人变成了“物”，即人自身自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物化同人与人社会关系上的异化。

正是因为西方式现代化存在主客二元、心物二元这个根本特点，且深陷体系内核难以单靠保护带的改变而自拔，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一种利用主客一元，心物一元进行纠偏的正当性。这种纠偏不等于说，从以利为本的极端，走向以人为本的另一个极端（那会是另一种二元论）。以人为本走向极端，也会存在背离客观规律的问题。而是要在物（“利”）与人（“义”）之间，在道的层面，取得动态平衡。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也要在自身内部取得公平与创新的相容，真正用人的能动性克服人的被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不应是反西方的，而是要实现东西之间取长补短，共赢发展。

2）命题2推论2：“中国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一元的相通点在“生成”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还需要设置一个重要议题：在顶层设计上，同时兼具中国文化的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以此来区别西方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范式上，与中国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在主客观统一范式这一点上，有一个交集，这就是“生成”。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是生成论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是生成论的。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道上的区分

中国文化，一直以弥合主客二元对立的生成（becoming，即“易”）为顶层范式。道即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二者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一元本体。中国古代称为一体之仁[2]。典型概念如《大学》中的“诚”，就是指主客一元。这是笛卡尔心物二元论完全的盲区。它决定了中国古典经济学而对经济现象，具有物之外的人的视野，由此具有以人为本的天然取向。

“道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冯志亮），“如果没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物质’、‘实在’、‘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这些概念都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有人认为孟子?、王（阳）明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的说法，也是非常不符合西方的唯心唯物的标准。”[3]?将中国古代哲学区分为唯物唯心，是在照搬西方标准，中了西方的“毒”。最主要的歪曲，是将孟子、王阳明、荀子的天人合一、主客一元前提，偷换成笛卡尔的心物二元、主客二元。中国哲学一直以天人合一、主客一元为主流取向，以道为本，到相当晚近（明代），才有了主客二分的现代意识。这一点与西方形成显著区别。

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相反，一直以主客二元为主流，把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相当于把阴阳本身当作了道，执着于其中一端，而否定道是统一的本原，直到马克思、海德格尔，才开始有了主客一元方向上的意识。恩格斯把物质与精神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也着重强调近代哲学（也就是作为工业化背景的哲学）。至于前苏联强化恩格斯的近代哲学议题作为哲学主要问题，具有强化物而贬低人以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现实背景，结果欲速而不达。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国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开始复归马克思专门用于扬弃西方主客二分的实践观点，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主客一元论越走越近，是一种历史必然，从根本上为以人为本扫清了前苏联设置的理论障碍。我们现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分辩近代（工业化）哲学与未来（数字化）哲学的不同问题意识，两眼紧盯现实问题，追求以道为本。

表现在经济上，西方通过新教，将以利为本，当作资本主义伦理，实现了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化本身，就隐含着主客二元对立。西方在实现工业化后，一些国家也在自然而本能的状态下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在生态意义上理解主客一元，只是缺乏象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那种文化自觉。

中国在接受工业化过程中，不自觉接受了这种西方式现代化意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工业化本身的西方式现代化基因，有辨识能力，能够用数字化这一更高的现代化基因，扬弃传统工业化中以利为本的弊端。将以人为本，提炼为主客一元这一更一般的概念，加入到新范式中来。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通的范式基因

再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通的那方面基因。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克服西方主客二元传统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点与传统西方精神有极大区别。“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回答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非决定论的，而是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超越——历史生成论。”[4]作为马克思核心概念之一的劳动，也应从生成论角度得到新解。真正的劳动（而不是被西方式现代化遮蔽了光芒的劳动）是创新与创造，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普世价值就在于生成，即新质的涌现。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由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生成论的核心特征表现在实践这一范式上，它是抽离表象后的劳动的本质。生成论同时兼具主体的主动性和客体的受动性，并以实践作为联接的桥梁，且为其特质。强调认识与实践的主客体一元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以克服西方中心论的根本逻辑。从这一点讲，马克思是一个“另类”的西方人，一位更象毛泽东那样的东方人，而不是典型西方人。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加以新的理解。

克服以利为本的顶层范式根据，正在生成（实践）这一最高原则基础上。作为对比，以利为本的顶层范式根据，即西方式现代化的顶层范式根据，则是以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为代表的主客二元论。他们反对的，正是生成（从中国的“易”到马克思的“实践”），支撑西方现代化或传统工业化这次现代化的根本范式，是生成的反义词，即存在（being）。它把物的存在（to be）与心的存在（以为是not to be）对立起来，在这点上是一致。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对立成为西方固化模式，将物质、物化的“利”（货币），与伦理、人性的“人”（活劳动）之间的对立，结果造成华尔街利益集团、军工利益集团用以利为本压制以人为本。在西方式社会主义发展中，过分强调唯物-唯心二分、国富-伦理二分的客观结果，是强化了工业化中的以物为本，为官僚特殊利益集团以利为本、以权谋私钻了空子，从民本出发，最后却损害民众刚需，产生失去民心的潜在安全隐患。西方式现代化经济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虽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问题和局限都出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要坚定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原因。

（三）作为经济范式的“质的规定性”

1、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聚焦点是质

新质生产力，第一次用质来刻划生产力的特征。加之高质量发展，也突出了质的概念。我们可进一步将新质与高质量，提炼为作为经济范式的质，以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同质性假定。质这个范式加入后，一方面形成对主客二元的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一方面为现代化赋予高于西方工业化（经济人理性）的内涵，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范式特性。

西方现代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代表着工具理性，其同质性假定是以主客二元为前提的，同质性代表心物二元中物的特征。西方现代经济总的取向，是把自然当作物，加以同质化；把人也当作物来认识，加以同质化。以利为本，实际是以物为本。

而质的概念作为新范式，区别在于将质的范围从同质性扩展到异质性，反映人不同于物的能动特性，以及自然不同于物的非决定性。用于经济学，质性反映出人作为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特征。主客一元与心物一元，都强调人类经济活动是两方面的统一，既反映了自然的特征，具有客观规律的一面，包括社会发展，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要受客观物质规律的决定；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历史的特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包括自然发展，也不是完全决定论的，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等非决定论的一面。

质作为范式，反映中国特质的那一面在于，质（涌现生成、生生之德）一直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范式。

质在中国文化中，不是指状态，而是状态的变化（“易”），这种变化体现在旧质与新质的新陈代谢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质这个范式强调的是，新事物既来自旧事物，但又不同于旧事物。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和鼎卦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阐释[6]。同时，与主客对立意义上的变化不同，这个变化是物与事（人作用于物形成事）结合形成的“事物”，反映的不仅是客体的生生灭灭，而且是人的活动（如创新）作用于物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有破有立的改变。

与西方经济学的同质性假定比较，中国范式中明显在客体中加入了主体因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在天地人三才中，特别重视“人”主观努力的作用。这与今天在创新中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周易》蕴含的‘量变质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深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7]

2、命题3：以质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新范式

对质进行量化，一直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包括其它社会科学）的弱项。现有经济学用于计量的数量（Q），一直是指同质的量。如何计量异质的量，以及这种量的规律，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的一项任务。

我们可以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基础上，为从异质、高质量中提炼出的质的概念，提供均衡水平的严密论证。对经济学来说，可计量的质，称为多样化（即质的多样化），用以区分在创新中，异质（与众不同）的程度与水平；以及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化的程度与水平。1977年的D-S模型第一次将质（多样化）对于均衡的影响，以内生品种的均衡理论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一般来说，质在量上每变动一个单位（例如攀上一个“质量阶梯”），均衡就会完全同步地沿着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AC-MC）这一不变价值尺度，从MC向AC变动一个单位。抓住了这个规律，从异质生产力到高质量发展（包括创新驱动）的实证量化，就有了深层范式根据。

利用质这一顶层范式，将经济学从西方式现代化水平，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除了资源配置中的异质性（差异化、多样化）外，还可以将社会关系意义上的质（例如社会关系中的分蛋糕问题）加以内生

高质量发展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固守同质性假定，无法把这种现象提炼为经济学顶层范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却不受这种限制，可以通过范式突破，为未来的现代化，提出更高的指引。

把现代化因素与中国因素合并提炼为质（同质-异质）这一范式后，中国式现代化将在顶层范式上建立起理论制高点。由此出发，许多经济问题将得到重新解释。例如，现代经济学重视价值分析，而忽视使用价值分析，但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创造新质使用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分析需要进一步系统化。例如数据要素X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复用，谈的就是数据使用价值的复用与充分利用，其中许多问题是难以在交换价值（数据变钱）上解释明白的；又如，对新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强调的资产异质性，需要重新评价；甚至，对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讨论的社会关系，新规制经济学讨论的网络外部性等，都可以从质的角度（包括质的量化的角色，如梯若尔说的会员费、使用费）加以新的解释。从而打开经济学本身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的思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中的科技与生产力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以及经济中注入的新范式内容，首推生产力概念。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指导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缺失，是在范式层没有生产力概念。例如，只有中国有技术经济学，西方没有技术经济学；在标准教材中，中国有生产力概念与范式，西方却没有生产力概念（而不作为范式的技术，只在局部理论如生产函数中出现）与范式（仅在非主流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李斯特经济学中存在）。

西方现代经济学缺省的生产力设定为工业生产力。一当信息生产力出现并主流化，经济学就出现内在的功能紊乱（典型如索洛悖论）。而中国式现代化把生产力作为经济范式的核心之一，提出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分别从科技范式与生产力范式两个层面，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理念中有，而西方式现代化经济理念中无的范式所在。

在生产力概念中，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人类增加的一个新的现代化内容，是异质生产力这一体现新范式的概念。

（一）新科技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概括出来的新范式是异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异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基础。其中的现代化特征，表现在科技本身的质的新旧交替中，科技范式呈现出从简单性范式，过渡到复杂性范式的特征。对于主客二元来说，主代表复杂性，客代表简单性。二元论的范式理念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系统转变为简单系统；而一元论的范式理念则是，化变易为简易，即保留接受复杂系统，但以（主）变制（客）变，降本增效，如博取高风险对应的高收益。有效处理复杂性的质，是新科技——更为现代化的科技——的质的特征。

1、命题4：以信息范式为新科技范式

西方式现代化的科技范式是物质科技范式，其特点是以主客二元的物质的范式统摄对物质、能源、信息的科学技术研究，美国前沿人工智能科技（包括大数据、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等）仍然沿袭这种物质范式。表现为不允许研究主体和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主体的目标等）介入，从而在以不变的智能生成机制成功应对千变万化的应用方面，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将通过建立与中国文化一致的主客一元的信息范式，在作为生产力基础的信息科技方面，探索“因为中国而更加世界”的引领范式，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科技范式基础。

信息范式不同于物质范式在于，主要研究在主体目标的主导和在客体环境规律约束下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息生态过程。钟义信首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科技新范式——信息学科范式，“它是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在科技领域的生动体现”[8]。

正如钟义信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概念，因此，与原有各种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与特色有着重大区别。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时代的"大变局"表现在研究对象已经和此前千百年来的研究对象大不相同：历来的科学研究对象都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客体，严格限制人类主观因素的介入；研究的目的是要认识物质客体的结构与功能；而现今时代的科学研究对象则不仅要研究物质客体，而且要研究人类主体，尤其要研究在人类主体的主导下和在客观规律的约束下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息生态过程，研究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的合作双赢：既要满足人类不断追求更好生存与发展水平的需要，又要维护客观规律的运行。

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被简单化为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似乎科技只能由西方代表，很少有人思考中国本身的科技范式在现代化中是否可能具有引领性这样的问题。如果认为只有西方标准的科学才是科学，就难以对信息科技、生命科技的前沿进行全面把握。这些领域都出现脱离科学主义（物质学科范式）的趋势，进入到处理“生生”现象（“生生之德”）的复杂性这一深水领域。

钟义信认为，信息学科范式与物质学科范式两者之间几乎"处处相反"。信息学科高级篇章（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是"在主体目标的主导和在客体环境规律约束下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息生态过程"。人工智能范式革命本身的表现是：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以"现代信息学科范式"取代"传统物质学科范式"。

钟义信指出：“信息学科的范式与中华文明思想精髓息息相通，两者的科学观都是整体观，两者的方法论都是辩证论，两者具有同质性、同时性。这就表明，21世纪以至未来的人工智能研究必须以信息学科的范式为引领，意味着21世纪以至未来的人工智能与复杂学科发展必须以中华文明为引领。于是，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成功之日，就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成功之时！”为此，要“开创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而又比它更为优越更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发展道路。”[9]这不意味着未来西方人不能接受这种范式，西方人也可以接受与科学主义、计算主义相左的这种新科技范式，他接受的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加符合道的、更普世的价值，而不是照搬中国特色去覆盖西方特色，这不妨碍他的身体仍是西方人。

钟义信提出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新科技范式，可以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范式基础。点出了科技范式上的新质，与西方现代化中的典型科技范式（物质学科范式，如科学主义、计算主义）在质上，有什么不同，超越之点在哪里。

在发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的最前沿，要注意在判断未来时，加入体现“中国特色与国际未来相统一”这一特别考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思考是否存在“因为中国而更加世界”的机会。因为美国未必一定是十五五期间代表未来的唯一参照，中国应考虑没有老师后独立超车是否可能。这是有针对性的。当前围绕OpenAI美国两派争得十分热闹，让人误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就是学院派与技术派这两个方向的选择。实际上站在人工智能新范式的高度看，二者存在同样局限，都属于计算主义这个总的物质学科范式范畴。而中国需要超越计算主义，将人的能力（包括价值判断），纳入智慧化总方向，把握乃至引领未来潮流。这包括在现代产业体系顶层思路上，把人的因素（市场规模、应用需求）当作中国优势发挥出来，实现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毕竟，生产力是人的能力，不是物。新质生产力不等于新质科技，重心在新质的人，要以人为本。

2、命题5：以多样性效率为新效率范式

1）建立面向未来的新效率标准

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技术概念略有区别，具有成本与收益（价格约束）的内涵，主要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效率。有效率强调的是“合算”，比如算力不是越强越好，而是越划算越好。而科技意义上的科技，没有“合算”问题，并不内生价格约束。比如算力越强越好，不考虑投入产出划不划算。

资源配置理论（这里主要是指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出的新增长理论）视角中的新质，主要指涉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中的技术的效率性质。

新质生产力涉及的效率，不光是数字经济、数字科技那类效率，也包括工业经济、传统科技所说的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不但要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社会活动的智能化和人类智力能力的解放，而且要装备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过程、深化人类体力能力和体质能力的解放。这正是‘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扮演的角色。”[10]

由于本文主要是从数字化角度立论，暂时不讨论传统科技创新问题，如材料创新、能源创新，传统工艺科技创新，包括一些不属于科技创新，但属于创造新质的活动，如名特优新、匠人工艺、市场创新等，而主要分析数字科技的特质与传统科技的特质相比较，新在什么地方。

生产力的质，从技术角度看主要是指效率的性质，分为同质的效率与异质的效率。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与工业时代新质生产力相比，效率的性质有所不同。对数字科技来说，新质在技术上的不同，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数字科技，指向高质量发展中的做优。新质，不光提高量的效率，而且提高质的效率，进而提高新质在量上的效率。优，不止是质的改变，而且是质的优化。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独特观点。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以往一直默认为只有一种技术，即工业技术。效率概念本身也一直被默认为专业化效率，它在现实中构成做大做强的效率基础。而本文则认为，与工业技术并列的，还有另一类效率，即多样化效率（如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鲍莫尔提出的“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它是“做优”的效率，是关于质的效率，而不是关于量的效率。我们讲不同于西方的技术新范式，是指主导技术范式，并不是排斥西方和西方人。爱比米修斯技术与普罗米修斯技术的区分，就是西方学者（法国学者）的贡献，“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本身也是西方人（美国学者）提出的，只是它难以在西方成为主导范式，成为经济分析的有力工具。中国式现代化的效率新范式，是把中国的效率范式与西方非主流但代表未来的新效率范式，提升到主流范式的高度，以有别于西方。

对技术创新给出了新范式的解释，传统的技术创新，主要指对于提高量的效率的技术的创新，即用新的提高量的效率，迭代旧的提高量的效率；而异质生产力对应的技术创新，可以包含针对提高质的效率的技术的创新。把科技拓展到技艺（ART）的层面。匠人工艺、人工智能中都涉及异质性的个人知识、默会知识。例如，名特优新，也可以纳入创造新质的生产力的范围。这就可以把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中所说普罗米修斯技术（近于理科的技术）与爱比米修斯技术（近于文科、艺术的技术），同时纳入技术创新的视野。西方在实践中已大量出现后一种创新（例如乔布斯那种兼具科学家与艺术家特点的技术创新），但在经济理论的范式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现代化范式总结出来，成为共识与通识。

数字科技中的新质生产力以多样化效率为特色，提高的主要是质的效率。多样化就是指质的多样化。定义数字经济时，需要把多样性效率（亦称多样化效率），作为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的新范式。这是数字科技作为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特色的影响。从经验上理解，这好比面对黑天鹅（比喻复杂性、不确定性），乱战之雄会觉得乱得好，乱的是敌人（因为不会低成本处理复杂性），而不是自己（因适应复杂性而获得高风险对应的高收益）。工业化水平之上的现代化，是一个黑天鹅的时代，处理黑天鹅能力的高低，就直接等同于智慧水平的高低。从先进生产力意义上说，提高异质生产力，可以直接等价于提高智慧水平。因为智慧的本质就是越复杂反而越显现出“拎得清”。发挥人的智慧潜力，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人都成为物，变僵化了，无法灵活创造，全面发展，就谈不上以人为本。

从效率的效益上区分，就是有别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范围报酬递增。多样化效率是指处理复杂性、多样化对象时成本相对较低，即低成本差异化。中国古代有一部论述低成本差异化的专著，称为《周易》。主题是三易，即：使不易的价值目标（如民族基因、核心价值），在变易（多样化）中，变得简易（相对成本变低）。用经济学概念表述，就是范围经济，即平均成本在千变万化的应用中由于均摊成本，而变得成本递减、报酬递增。它可以直接当智慧的量化定义。

多样化在经济学中，最早是斯密提出的，与专业化相并列，作为分工的两个相反方向之一。多样化（或“范围”）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术语。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11]。斯密认为专业化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多样化导致市场范围的增加，后人分别称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的规模的扩张，表现为量的扩张；而质的扩展，表现为范围——可以理解为人的个性选择范围（体验）、供给选项范围（创新）——的扩张。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降低人的选择多样化的成本，提高选择多样化的效率。电子商务明显增加了用户的选择，就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

因此，“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侧重，如果放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科技上，需要把效率的发力点，在“做大做强”基础上，升级为“做优”。这样可以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时代发展不同于在工业时代发展的那种时代特征。

如果概括以上的归纳，可以看出，这些特征都可以归结到“以人为本”这个最终取向上来。钟义信通过经济演化比较，提出数字经济的独特作用在于“优化目的”的新颖观点。可以认为，传统经济不能优化生产目的，个人拎得清，但人类总是拎不清，导致盲目性，经常使经济活动的目的与手段背离、物化与人本对立。而信息的作用，在于使人变得澄明。而主客一元的信息范式可以时时对行为进行目标校正。这启示人们，在思考现代化的各种具体概念（如效用、使用价值、价值、效率、技术）的范式时，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要坚持一点，就是不能把物与人割裂开来，要以人的目的，统摄作为手段的各种物质力量。把人的选择多样化，纳入生产目的，以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通用目的技术，支撑通用目的资源，最终为人的生活目的服务，而不是为物所役。以人为本，有个进步过程。低收入阶段，人的目的以满足刚需（收入弹性低的需求）为主，高收入阶段，以人为本，要兼顾满足收入弹性高的需求，如精神需求、娱乐需求等自我实现型的需求，从而提振内需。

需要说明，以多样化效率为效率的新标准，并不排斥专业化效率作为效率的基本标准。也不否认这种源自西方式现代化的传统效率标准，仍将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在专业化效率上学习西方仍没有达到“毕业”水平，仍要继续加强学习，而不是弱化。提出新标准，主要是为了着眼未来，在追赶中寻求、明确超车的新方向。

2）GPT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新技术支撑

对技术与生产力的分析，还有另一个视角，从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的角度拓展开，拓展到制度理论的视角，侧重于从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因使用而形成关系，如通用、专用）角度讨论技术与生产力的性质。

制度经济学从专用、通用的视角理解新质。工业生产力的技术载体，具有专用这一根本特征；而信息生产力的技术载体，具有通用性这一根本特征，是通用目的技术。从先进生产力这一特定视角看，通用属于新质，专用属于旧质。

“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这个概念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概念。威廉姆森每每把GPT与SPT（Special Purpose Technology）作为一对相反概念使用，这里的General与Special，对应的概念，正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通用与专用。在英文中表述专用，specialuse与for a special purpose是一个意思。例如专用性资本（special capital），用的就是这个special。它既是指special use又是指for a special purpose，因此这里的通用，应理解为“非专用”。而General Purpose与Special Purpose中的Purpose，只不过是用途（“用”的方向，即合目的所对应的目的）而已。

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市场收益，不仅要靠人无我有的科技创新，也可以通过人有我异（与众不同）的差异化实现。小批量多品种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借助通用目的技术与通用性资产实现。通用目的技术中的通用特性，保证了用于经济目的的质的差异化的成本合理性。例如只需利用不同01代码的组合，实现功能上的千变万化，与实体同样功能相比，不污染、不耗油、不耗材，而增值性提高。

通用技术同以人为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在APP活动中可以明显观察出来。通用技术具有标准化这一工业经济特征，只是基础，而它最主要的特长，在于在求同基础上存异，令APP彼此相互区别，包括在时间上用新旧内容相互区别，从而释放人不同于物的特殊性一面，即创新、创造的潜力，满足美好生活中差异化的体验。这完全不同于用于大规模制造的传统技术令千人一面，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满足的更多是物化的人，而不是个性的人。与此同时，通用技术还必然是绿色、低碳的技术，可以从技术上降低无谓的物耗与能耗。

（二）先进生产力范式：新质生产力

1、命题6：以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新范式

生产力概念不同于科技概念，在于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属于价值分析。侧重的是科技满足人的目的的能力。本文侧重讨论的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侧面，即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具有什么特征与内涵。工业生产力中的新质问题不作为讨论重点。

政治经济学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视角看待新质。新质生产力所指的质，具有价值论上的含义。价值本身就是经济意义上的质。数据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因创造新的价值而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

创新体现的是供给方面的新质，体验代表的是需求方面的新质，在迭代中达到供求一致的新质，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与之相对，工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同质化。其价值增加主要是同质的价值在量上的增加，熊彼特称为物质的“循环流转”。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解决GDP发展分不出质量高与质量低的区别这一工业化专属问题，让新质体现出不同于旧质的价值。

2、新质生产力的范式内涵

1）新质使用价值：数据生产力是新质态生产力

第一，数据生产力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数据生成体现了生产力的先进性。

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首先是新的使用价值，即新质使用价值。新质，就是新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性质。创新，是创造新质即新的使用价值的活动。

新质生产力是人类开发利用物质、能源和信息三大资源创造价值的根本能力。在三大资源（使用价值）中，生产力的新质，不仅表现在新质材料、新质能源的开发上，更表现在新质数据的意义生成中。

在数字时代，数据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要在质上提升生产力。它是与质量、创新、体验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12]。

第二，以激活数据潜力为核心发展新质态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做优的效率。

支持高质量发展，在效率上的主要体现为做优，做优，是指体现于事物结构的质的变化，是在品质上的优化。本质上是从质上提升生产力。信息与质，具有天然联系。信息能力，主要就是一种辩析质的能力。不同信息，给人们带来的是不同质的信号。

按照钟义信的定义，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就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事物的生成就是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质就承载与显现在信息中。

推及从信息中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信息生产力是当今社会发展产生的新质态生产力”[13]。其根本作用在于，“在质上提升生产力，以实现人类需求的多样性、无限性和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有限性问题。”[14]

2）数据参与新质价值创造

第一，新质生产力创造新质价值，这种价值是通过创新创造的。

从价值，包括交换价值的视角看，从新的使用价值中，带来交换价值上新的附加价值。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是创新劳动价值。赵培兴称新质使用价值为创新劳动价值[15]。创新是产生熊彼特意义上的”新价值”的活动。而由信息、知识、数据创造出的附加值，构成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16]。因此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在创新附加值上是一致的。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解决GDP发展分不出质量高与质量低的区别这一工业化专属问题，让新质体现出不同于旧质的价值。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新，离不开数据的新。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新的劳动者利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对象的过程。

其中，新劳动者。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体力工人，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适应先进数字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和信息决策能力、自主意识的新型人才。新劳动工具，包括高端智能设备、计算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自动化制造的技术、设备及数据基础设施，也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新劳动对象，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由数据构成的可以驱动实现对应实体功能的符号存在，如虚拟现实。

这三“新”都以数据化为时代内涵，离不开数据化。这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数据的存在。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经济新范式

如果说西方式现代化范式以资本（货币）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则可以把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据作为新标志。从中归纳概括以数据为内涵的经济新范式。如果说以利为本，主要通过强调资本、货币的作用实现，那么以人为本，将主要通过将主客结合为一体的数据的作用实现。如果以信息为对比参照，两种现代化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货币）以信息不对称为取向；数据以信息对称为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范式转变的意义在于，引导人类从盲目，走向澄明，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诚”。

1、命题7：以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为增长新范式

在宏观经济增长、货币与就业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提供什么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范式呢？

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为增长的投资机制，增加了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因素。

在讨论中，专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定位中，时代性主要体现数字经济中，应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以智能制造为现阶段发展的主旋律。要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发展智能化科技创新为主的异质生产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推动的发展方向，一个重要的转向是转变投资方式，具体说，要探索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以“投一次用多次”（复用）方式，实现投资集约化。

改变投资这驾马车的运作方式，本质上是改变资本。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旧的供给方式特征是，资本的交换价值不可复用；资本的使用价值也不可复用。技术专用决定资产专用。而在新的供给方式中，资本的交换价值（M2）仍不可复用；资本的使用价值（用M2购置的固定资产）却可以复用。通用目的技术决定资产可以从专用转向通用，成为通用性资产。

这带来数字经济独有的资本积累新机会，这就是“数据二十条”说的“数据使用价值复用”。这里的数据使用价值一旦用于资产（资本使用价值），就变成量化宽松途径之外资产的叠加、倍增式的增长。

专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发展，应把以人为本，共享发展作为战略方向。资源配置上的复用，对社会分配，将产生有偿共享方向上的影响，特点是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资产有偿复用，可以降低创业门槛，促进机会公平；另一方面通过“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员指挥战斗”，引致激励向智慧化的一线活劳动倾斜。

为此，应将产权改革的重心，从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更加适合数据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三权分置。对分配的实质影响在于，赋予劳动者以用益权（即非所有权人获得剩余的权利），使资本化的活劳动获得工资水平之上的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从而在二次分配之前，通过一次分配以市场方式促进共同富裕。

增长的动力机制上，出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心的不同。对现代化道路来说，探索生产要素供给方式新旧不同的潜在意义在于，中美可以沿着不同侧重提供增长的动力。美国主要依靠美联储，倍增交换价值形态的资本（量化宽松），中国可以兴办实体“美联储”，倍增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进行功能复用），从而形成现代化的不同动力源。

2、命题8：以数据作为金融替代范式

增长、货币与就业是西方现代化背景下宏观经济的三大主题，在新质生产力作用下，存在着货币范式的中心地位，被数据范式所逐渐替代的可能。数据不仅是生产要素，而且是资源配置方式。以货币方式配置资源同以数据方式配置资源，区别仅在于以一般等价物为配置尺度同以非一般等价物为配置尺度。在经济个性化、定制化背景下，在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与模式支持下，一对一、场景化地配置资源，需要新的中介先辅助、后替代货币的作用。货币本身也会发生区块链化现象。

在资源配置的中介上，货币与数据的功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区别仅在于它们的质相反：货币以一般等价物为质（旧质），数据以非一般等价物为质（新质）。区块链就是一种兼具一般等价物（体现一般等价信息）与非一般等价物（针对不同时间、地方的场景化信息）特征的价值中介。作为范式过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货币-信息双范式为基础的“新金融秩序”[17]。这里探讨一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中，数据对货币的功能替代引致范式变迁的潜在可能性。针对的实践背景是，中国是否可以越过英美资本主义金融立国这一步，象手机支付越过信用卡一样，跨越式地倡导数据立国，从而走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而且更加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其中将以利为本（割韭菜）的华尔街化倾向，转向以人为本。

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与西方式现代化建立金融帝国，强调以衍生金融为取向的金融深化不同，中国式现化化需要强调以数据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此，需要研究（与金融深化相反的）金融抑制与数据深化的关系，建立关于数据深化的新范式。

根据黄益平的研究(《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建国以来的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历了作用从正面到反面的转变。“早期的抑制性金融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后期这种促进作用会转变成遏制作用。”（“在2000年前后由正变负”）。

在工业化初起阶段，金融抑制并没有明显影响经济发展；但到了工业化深化阶段，金融抑制对发展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改革进程中，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由正到负的结构性变化”。

我们的解释是，建国初期，中国面临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初期呈现资本的全面稀缺。中国不依赖金融市场化，靠直觉就可以将资本配置到国家认为重要的方面。例如，与非洲、中东、拉美相比，中国明显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就加强了对重工业的投资。这主要是靠政府明确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干预实现的。此时，资本在各种市场机会之间的选择，并不是提高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资本配置到任何方面，都会提高配置效率。这是金融抑制并不构成发展障碍的主要原因。近三四十年，中国在轻重工业发展已有基础上，进入工业化深化阶段，改革开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流动性加强，需要金融深化，包括金融创新的配合。此时再实行金融抑制，就会由于限制资本在不同机会中选择优化，而抑制经济发展。

但工业化发展到后期（如所谓“后工业化”时期）或数字化发展的早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照搬美国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理论，既不符合一般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美国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理论的现实背景是以实体要素与金融要素的分工为基础，实现以利为本的国内外掠夺财富的目的。其国际分工以驻军、战争等外部收割机制，国内分工以华尔街（在房地产、高科技配合下）内部收割机制，作为金融深化与创新背后杠杆作用实现的力量与利益支撑。中国并不走金融立国之路。在中国发展金融，既没有对外掠夺的动机，也没有对内掠夺的动机，而金融主导权一旦落入有强掠夺动机的华尔街（包括华尔街的中国学生）的套路中，大概率是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出现以收割实体经济利益为特点的金融特殊利益集团。最严重的结果是造成金融的配置功能与分配功能失调，破坏中国的金融稳定，影响金融安全，难以实现价值交换为实体经济服务之道。为此，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要把握好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关系，深化好的方面，抑制坏的方面，并守好中国本分。

数字时代的金融抑制与工业时代金融抑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工业时代的金融抑制是与发展不足（不发达或发展中）相联系的，是落后发展方式对先进发展方式的抑制；数字时代的金融抑制则是与发展过度（产能过剩）相联系的，是更先进的发展方式对工业化发展方式进行迭代更新的过程。第一，资源配置方式上，工业化时代以实体功能抑制金融功能，抑制的结果是配置资源以低效的实物要素流动方式阻碍、替代更有效的货币要素的流动方式；数字化时代以数据功能抑制金融功能，抑制的结果是金融脱媒化，用流动性更强的数据方式，抑制中介本位化（金融中配置无效的杠杆化）部分，以比金融方式更高效率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转型的本质是从以一般等价物为主配置资源，转向结合非一般等价物（数据）为主配置资源。第二，从社会分配角度看，上一个时代的金融抑制，是重农抑商的自然延续，抑制的是发展所必要的以信息不对称为特点的专业化的中间环节利益；下一个时代的金融抑制，则针对的是以信息不对称实现利益不对称，具体指从金融衍生发展出的与实体经济对立的金融特殊利益集团（如出于利益原因牵引经济脱实向虚的力量，如华尔街利益集团，中国房地产商与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联盟）。

当然，在工业化、数字化两化融合阶段，金融抑制并不等于用数据功能完全取代金融功能，而是数据功能与金融功能的融合过程，是数据功能作用逐渐上升（最终成为主导功能），金融功能作用逐渐下降（最终稳定为基础功能）的过程。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市场化，会构成对特殊利益操纵的金融杠杆的抑制，并基于更先进生产力，以透明化方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进行必要的金融抑制，并不会损害经济发展，因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替代者，替代金融的融资功能。

实践已出现了这种边抑制、边替代、边竞争的数据深化。就在恒大骤然加大对银行资金吸纳的2015年，倍受“资金难”熬煎的中小企业，在被“恒大们”占用银行贷款后，不得已开始了一场自发的资金替代运动。利用资本的凯恩斯学派定义（资本=M2即货币资产）与奥地利学派定义（资本=生产资料即实物资产），由平台提供0、1代码的虚拟生产资料（如虚拟店铺、柜台），有多达1000万以上的中小企业，以盈利交租，破产不欠银行（只需注销0、1代码）的新融资方式（融资产而不融资金），摆脱了”金融硕鼠”的控制，实现了中国生产资料系统以租代买的伟大历史变迁,?以资产复用这种”直接融资“（融资产）新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了金融没有实现的新服务功能。这可有效解释2015年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被大幅替代，中小微企业在缺资金条件下以复用资产替代直接融资的创新。发改委称为推动生产资料数字化和生产资料使用权共享。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来要通过把有效资金（资本的价值）转化为有效资产（资本的使用价值）实现。人们衷心希望金融业回到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上来，真正为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服务。如果金融自我放弃这个功能，信息将强制替代它发挥作用。数字化最“简单粗暴”的替代方法，就是复用资产。数字化生产资料有偿复用可以解脱中小企业“苦等不来小微贷，破产还要欠银行”的长期窘境。数字化的先进生产力与数据的要素市场化，给了中小企业以市场方式化解“资金难”的底气，也提供了国家在金融之外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也间接带动了数字时代金融创新。

事实证明，金融强国需要数据生产力强力支撑，需要数据、金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数据带动金融，以金融促进数据，结合一般等价物（货币）与非一般等价物（数据），共同进行资产配置与分配，走出一条以人为本，服务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

3、命题9：以灵活就业为就业新范式

中国古代有数千年在家办公的历史经验与传统，经过工业化实现社会化后，在数字化推动下有望演化成新的就业形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中国传统改造中化出新的就业范式，将前现代的就业方式，经过工业化、数字化的否定之否定，上升为更高形态的后现代的就业方式。

新就业方式，是“工业化大生产（大规模生产）+个体化小生产（个性化定制生产）”的灵活就业方式。

派恩2004年曾当面跟我讲，他创造的大规模定制一词，大规模是工人的生产方式，定制是农民的生产方式，未来的生产方式是结合二者的优点而成。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一书中提出“再小农化”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螺旋式上升地重新肯定个性化定制这种“小农”方式[18]。对就业来说，比工业化公司雇佣员工这种就业更先进的形态，很可能是数字经济中兴起的以合作为特征的在家办公这种灵活就业形式，由此形成“零工经济”。传统企业采用的是“企业-员工”模式，企业提供职位，个人应聘岗位。“零工经济”则改变了这种模式，将之转化为“平台-个人”模式。

在中国，零工经济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2019年，中国“零工经济”对GDP总增量的贡献度为10.43%。2021年，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预计到2035年，零工经济对GDP的贡献度逐年增长将增至13.26%，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82%。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36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将达到4亿人。“零工经济”正日渐成为推动“新就业形态”的重要力量和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零工经济与本身并不是中国的创造，而是全球范围时代进步的趋势。但将灵活就业作为就业新范式，作为一种中国范式，却具有中国古代在家办公的悠久历史作为基础。这是基本未经历农业社会的美国不具备的文化条件。

从高科技对就业影响来看，需要看到AI大模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挑战与机遇两方面。挑战在于很多知识型白领的工作可能被AI取代；机遇在于AI刺激出的新工作有可能与取代的工作一样多，在先发地区甚至创造的工作机会多于取代的旧工作机会。

技术进步有没有可能导致绝对失业的增加？答案是：如果新的就业不能补上旧的就业空缺，就会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会在复苏阶段由就业的创新来自然解决。

从历史看，每次技术革命前后对比，就业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例如，工业革命，农民都“下岗”了但并没有失业，而是全变成了工人。因此不过是“转岗”，是就业的结构变化。这就是要素供求本身的适应机制在起作用。

因此，与其担忧“人将被AI取代”，不如赶紧去发现新的机会从哪里涌现。只有不适应造成的失业，没有因适应而发生的失业。建立新的就业范式，有助于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将面对的新问题。

在经济研究中，需要从中国经济中总结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规律。重视家庭（包括个体，而非企业）在未来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宗智对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应以农户家庭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庞大、人地比例极其悬殊的国家，如果以外来资本的力量分化农村，将大部分农民变为纯粹的农业雇佣工人，为农业企业劳动，那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使农民福利受损[19]。可以从中得出的更一般的启示在于，在家办公的就业形态，可能预示着一种不同于雇佣制的工作范式的兴起。这将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工业化之后，数字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就业形态。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新质范式

按照管益忻的理解，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专精特新"产品产业业态，传统产业仍处在中低端科技水平的关键技术业态、独角兽原创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口和主要方向，当然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避免保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劣化倾向，也要防止弱化传统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取向。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如何生产。范围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将成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重要内容，它为经济学提供了什么样的新范式呢?从表面上看，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追赶过程，似乎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已经现代化了，中国的产业体系也要达到同西方一样的现代化。其实不尽然。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固然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意思在内，但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概念下审题，其中还可以包含一重人们没有体会到的不同的地方。

1、命题10：以新实体经济为产业以人为本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一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新实体经济。

新实体经济这个提法是针对美国过度金融化的产业体系而说的。不认为过度金融化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标志。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中，需要树立新实体经济范式，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实体经济。

第一，站在第二次现代化角度重新认识实体经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体观。当年重农学派把农业当作实体经济，把长宽高和重量增加当作产出增加价值的标准，而把制造业当作虚拟的经济，把加工活动创造的价值视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的价值，把工业阶级污称为“不生产阶级”。今天，许多人又把制造中的加工当作产出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认为数据活动创造的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把数字化这种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活动称为鼓虚劲。

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立，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元现象。典型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二元对峙。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受西方模式影响，也开始出现金融背离实体经济的现象。需要把以利为本的金融投机，同以人为本的数据利用，从本质上区别开。

以往理解的实体经济，主要是那些以物质、能源消耗为主的有形实体产业，如传统农业、制造业。如果只以物质、能源为判断实体的标准，会不正确地把数据理解为一种脱离实体的虚拟，进而把数字经济当作与金融同样的虚拟经济。

那种认为只有大量消耗物质、能源的产业才是实业，才是实体经济的观念，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更新。数据要素X，启示人们还有另一种新实体的存在，这就是在物质、能源和信息三大资源关系上，在信息（数据）上做乘法，在物质、能源上做除法，从中综合形成的新实体，从中发展出来的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

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真实而非虚假。实际上，信息不同于物质、能源，在于生成。这种生成存在于实体与虚拟的吻合过程之中。判断符号承载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唯一标准是看它与真实世界是否符合。因此符号与实体不是对立关系，数据恰恰是靠反映实体，实现信息对称而获得自身生命力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只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这是新实体经济的认识基础。

要正确认识数据的本质。未来不管是哪种具体趋势，在形式上都向着无形化的方向拓展发展。科技是无形的，数据是无形的，连绿色也是无形的（减少有形的物质、能源消耗）。对未来产业发展来说，凡以符号就能实现原来用实体就可以实现的功能、目的，就不必进行物质、能源上的无谓消耗。按照新实体经济的理念，物质、能源消耗上做除法，信息增值上做乘法，并不在削弱实体，而是在增强实体。数字技术本质上都是广义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是令主客更加统一的技术。它要去掉实体中主客不一致、供求不一致、目的与手段不一致的虚妄的部分，让实体经济变得更实实在在。二十多年前，广东一家企业由于缺乏信息，拉着货一直到东北都没找到需要它的客户，回来后发现真正客户就在邻县。这个企业走了许多冤枉路，都是实体的，但又是虚而不实的，是低水平、低质量的实体经济。而中国式现代化要高的，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只有新实体经济才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

第二，以智能制造为新实体经济的基础。

实体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单从范式变与不变这个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要求改变范式的，仍然采取与西方一样的第一次现代化逻辑，从增加产值（增加值）角度发展产业化，但争取要在同样逻辑下，比西方做得更好；另一类是要求改变范式的，需要采取第二次现代化的范式，用新理念和不同的逻辑来发展。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对实体经济更全面的认识。

黄奇帆与新质生产力相联系的新制造的应具有五个新（一是新的科学发现，二是新的制造技术，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四是新的生产要素，五是新的产品和用途），可以从范式属性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采用与西方现代化同样的逻辑，但争取做得更好，典型逻辑如工业4.0。包括新的制造技术、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产品和用途，都是沿着工业化的加强版的方向，努力赶超。争取在做同一件事上，做得更好，超过老师。例如，德国工业很强，而中国要具备能够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包括以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如光刻机从28纳米，变为5纳米，甚至更低，在同一赛道上，争取跑得更快。还包括开发出新的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五大件”，如汽车的智能化升级。等等。

以此实现加强版的工业化，无疑非常重要，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如果离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就会出现动摇。对实体经济要区分过剩产能与必要产能，不能笼统把所有实体经济，尤其是优势产业，都当成过剩产能。要积极主动地按照上面三种逻辑，把过剩产能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

另一类是有潜力以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进行超车的智能制造，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式新选择。

首先，新的科学发展，有赖于现代化范式的突破。西方式现代化理念下的智能制造，有片面发展自动化的倾向。从而把制造局限在智能层面，达不到以人为本的智慧层面。而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生产要素，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突破这种局限，以中间产品的自动化、标准化为基础，实现最终产品上的个性化、定制化，因此是非常值得在下一步发展中大胆尝试、探索的。一旦创新成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上大大加分。例如，在新科技范式指导下，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领域，中国可能有超车的前景，克服西方物质科学范式（否定智能中的主体智慧）与原子论（否定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局限，取得引领未来的重大突破，从而将智能制造，发展为智慧制造。

其次，新的生产要素，可能带来现代化范式的突破。典型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复用，突破了科斯定理，使外部性从不能为市场所利用，变为可以被市场化（梯若尔因发现这一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而使范围经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从辅助力量，变为主导力量，从而导致产业体系中高附加值本身的逻辑，发生实质变化。如谢伏瞻所说，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中国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可以在实体经济上做出新的文章。

第三，从以人为本角度看新实体经济，将服务化作为新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在产业体系中的比重。

美国出现产业结构空心化趋势，为此而希望将制造业从转移出去，变为拉回国内，但这仍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美国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造成的。金融界利用其虚拟性质，通过信息不对称，实现以利益不对称为特征的财富掠夺行为。这种行为并不能通过制造业回流解决。究其根本，是以利为本造成的问题，美国的空心化是被华尔街掏空的。

对中国来说，发展实体，出路也不是把世界上本已最齐全的产业体系搞得更齐全，而是把这个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此，要把实体经济中“实”的标准，聚焦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利为本上。要把生产目的的符合与不符合，作为实与不实的标准。要认识到，与社会生产目的不符，是最大的不实。西方式现代化物极必反出现的最大问题在这里。

以人为本重在以下几点上，一是体现以生产满足需求，反对的是为生产而生产。二是体现在交换价值是为了使用价值，反对是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三是体现利（交换）是为了人（使用）。一个客观标志就是供求一致。以为本利走向极端，会从供求不一致上表现出来。

要认识到，供求一致的产业就是实体产业；供求不一致，在物质、能源耗费上再实，也是虚的。例如，产能过剩就是最大的不实。产能浪费也是最大的不实。而信息、数据的作用与生命力，都在于符号吻合于实际。例如电子商务通过信息对称，实现供求平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数字化与金融化不同，应属于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传统需求的性质，以物质需求为主，传统产业发展主要满足生存发展需求。而新质需求，增加了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包括满足文化需求、精神需求、个性化自我实现需求等等。新质生产力所推动发展的未来产业，往往是物质含量低而意义含量高的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避免生产者中心倾向，避免产学研用脱节。要以需求的质，作为供给的质的导向。新质最重要的质，是价值上的质。新质意味着价值发生变化，从以物体价值（功能价值）、交换价值（钱的价值）为质的重心，渐渐转向以意义价值（人的价值）为质的重心。要以人为本发展新质生产力。

价值上的变化在于，以无形为符号，呈现意义的存在。从而使以人为本的人，获得具体的发展内容。比科技价值更重要的是，现代产业体系要以意义（美好生活）为主要线索梳理生产，而不能再以传统价值为主要线索决定未来生产什么。新实体经济是有意义的实体经济，是主客统一的经济，保留实体中对人有意义的部分，去掉其中无意义的物质耗费与能源耗费，达到资源的整体优化，推动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统一。

按照这样的标准，需要克服旧实体经济中的某些认识局限，提高对服务业、服务化的新实体经济性质的认识。服务业、服务化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占比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后的一个必然现象。无论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存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渐次发展的规律，这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共同规律。

由于中国服务业占比仅为5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还属于一个补课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服务业占比低，属于统计问题。因为把一些单位办社会的因素没有计算在内，包括一些经济活动如数据交换在传统市场之外，存在着把未显形的经济显形化的任务。还有人（如陈志武）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受到制度成本（人际关系成本）的制约。无论如何，遵循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规律都需要缩短与世界的差距。

在现实中，发展服务业、实现传统产业的服务化、数字化升级，这些都属于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应有内容，但它们到底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发展它们到底是务虚还是务实，会不会脱实向虚，出现产业结构空心化……等等，都涉及认识上的问题。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现代化就会徒有虚表。

要从高质量发展高度认识制造与服务比例关系问题。随着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不断加速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赞成黄奇帆的如下主张：“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把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搞上去”。

要把加工形成的增加值，与服务增加的附加值，从经济概念上区分开。前者由边际成本定价形成的价格，后者由平均成本定价形成价格。

对服务业本身，也有必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例如区分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有重点地发展。在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现象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如美国、英国，都以金融服务为服务业的重头。中国有没有必要重复西方这条道路，值得思考。

中国金融服务不如美国发达，是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信息服务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如中国信用卡不发达这一劣热，可以成为发展支付宝的优势。以信息服务业为现代服务业的重心，发挥信息在配置资源方面优于金融的作用，可以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机会在于，西方式现代化提出符合未来方向的新范式，受到过去成功形成的强大特殊利益的制约。不是西方的个别人（如提出新金融秩序的席勒）提不出引领未来的新范式，走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困局，而是华尔街不允许这种观念变得主流化，因为只有信息不对称，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才能保护好金融利益集团以利为本，以利益不对称进行利益剥夺这种特殊利益。这给了中国式现代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以信息对称为取向的数据化为导向，发展增强现实的新实体经济，通过以人为本这种根本上的利益对称，实现利益相关人的共赢。以有道伐无道。

2、命题11：以范围经济为产业主导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二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范围经济。

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导逻辑上，应把范围经济作为一种新范式肯定下来。

正如人类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经济现代化也是一个科技进步+社会关系相统一的过程。依靠科技创新更多加快的是自然历史过程中的自然过程，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加快的才是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历史过程。

产业体系涉及的主要是历史过程，其现代化的核心是使生产方式变得先进，产业做优做强做大是得道的自然结果。高质量发展，只有遵循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对于什么才是客观规律，从而能够成为产业体系中现代化的主导逻辑，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说中，产业体系的主导逻辑仍然是传统的规模经济。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规模经济，但经济学标准教材反映的，还只是大规模制造这种第一次现代化的经验性认识。这一理论的代表罗默在2018年才刚刚获得诺贝尔。而美国范围经济理论仅局限于西北大学一隅，属于非主流。这说明人类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脱节现象。

而范围经济对应的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经验性事实，即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方式。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实证现象正由少变多，但只有少数人从理论上认清这种属于下一代人的理念。代表性的观点如谢伏瞻所说：“进入互联网时代，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20]。

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也正证明这一点。首先在方向上，中国选择高质量发展，正是由于以往传统中国制造擅长的大规模制造，存在附加值低的不足，因此虽然主张规模经济的罗默刚得到诺贝尔奖，但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非常现实的原因需要以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从实践来看，以提高附加值为取向的服务业占比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制造，特别是互联网新商业模式，无不证明范围经济更代表经济现代化的未来主导方向。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周易》，对应的是与范围经济同样的范式逻辑，即低成本多样化（使“变易”变得“简易”）。因此更能为中国人接受为产业体系的主导性逻辑。以范围经济这种新范式充实中国式现代化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可以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比西方式现代化更具时代感的内容。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存在钱德勒所描述的范围经济这种“原动力”，但规模经济为主，范围经济在当时的美国、德国、英国只是为辅的存在。而范围经济在数字时代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将生产方式转变贯注于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重塑中。把西方式现代化中长期当作次要矛盾的方面，发展为主要矛盾方面，以新动能的逻辑主导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方向。

3、命题12：以生态为产业组织新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三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生态这一新概念。

生态的经验化语义，是指系统与环境共生的关系状态。生态化的经济，是利益共同体的经济，是合作共赢的经济，也是把外部性通过市场本身加以内部化的经济。

在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中，只有竞争可称为范式，合作只被作为通则之外的例外；只有产权明晰具有范式的正面意义，而外部性不具有这种正面性（包括正外部性）。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不可以，在经济范式上，为中国人普遍容易理解而美国人经常难以理解的合作共赢，安一个家呢？这个家，就是生态。

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中的“市场”，是指科斯型的市场（又称单边市场）。科斯型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以产权明晰的商品为交易对象，将外部性排除出市场之外，交由其它机制（如公共产品机制）处理。但数据要素市场（双边市场）是一个反科斯型市场。梯若尔明确指出：“科斯定理无效是‘双边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21]埃文斯也指出：“市场是双边的必要条件是科斯定理并不适用于双方之间的交易”[22]。双边市场与单边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外部性作为市场交换主要内容，以会员费和使用费作为外部性的市场回报。我们用“生态”这一概念专指可以对外部性进行交易的市场。生态是以产业集群（或大企业-中小企业合作关系）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产业现象，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未来特质。

新质生产力有其特定存在环境，它们对环境本身，包括所谓“市场环境”，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的新质，对于环境来说，与实体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具有强列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由数据交互中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所带来，即所说数据外部性，它通过流量外部性、网络效应的形式对价值展现出强烈的互补特征，而与实体的互替特征形成对比。

从经济范式发生学角度来说，西方式现代化在机制设计中，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双边市场理论本身是西方人（法国的梯若尔）提出的。但是靠梯若尔个人，即或整个新规制学派，也难以把它转化为共识，从而形成公认的现代化范式。原因还要从西方式现代化本身的历史经历中寻找。

这将导致“市场环境”这个概念发生变化，进而使“在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这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衍生出新的含义，变成“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

进一步要求的改变是，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来说，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生态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主导性作用。数据要素市场一方面要承担数据交易功能，另一方面要承担数据交互（交换）功能。如江小涓指出的，“‘场内（数据）交易’和‘场外（数据）交互’并重，除了关注数交所之外，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对数据交互这种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形态也要加强关注。”[23]这意味着，有的数据适合在市场中直接交易，有的数据更适合在生态（共同体）机制中交互与共享。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呈现的一个特殊规律。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数据交互、开放共享对社会分配产生的影响。

有鉴于此，应当把数据的市场环境，拓展到生态化市场环境。可以把生态化市场环境区分为市场（单边）与生态（双边）两部分。适合在市场中交易的数据是指可以有形化的、排除外部性之后的数据（即有形的无形资产）；适合在生态（如平台-应用）中交易的数据，是彻底无形化的、带有外部性的数据（即无形的无形资产）。由于可以有形化的数据，只占数据的一小部分，因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此主要应理解为基础性作用；而主导性的作用，则要由生态来承担。分别以等价交换（按所有权收费）与有偿共享（按使用权收费）两种市场化、商业化方式运作。

从实践来看，中国产业体系中，集群式发展是一个重要特色，既符合西方式现代化的产业规律，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展示出中国人历史上一直重视生态共同体、网络关系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有别于西部牛仔那种单打独斗的做法。

为这类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最主要的制度改进，是推进两权分离、三权分置，目的是把不可从所有权上辩析出来的财产权利（数据外部性），与可以从所有权上辩析出来的财产权利（可有形化入表的资产），分别纳入两类不同市场机制，重点解放这种生产力中可以外部性复用的部分，避免它因为不具备后者的所有权条件（通过买卖转移所有权）而无法流通使用，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五、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新制度范式

1、命题13：通用目的技术决定资产通用性的制度逻辑

通用性资产，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

当我们把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数据置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时，可以把旧质与新质在技术基础上的区别，从偏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为专用目的技术与通用目的技术的区别。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在制度经济学中就表现为技术与资本关系的逻辑。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现的工业化的逻辑在于：技术专用性决定资产专用性，或者说，专用目的技术决定专用目的资产。而对数字化来说，这一逻辑势必变为：技术通用性决定资产通用性，或者说，通用目的技术决定通用目的资产（发改委称为“通用性资产”[24]）。

威廉姆森对通用目的技术（GPT）的解释，是指能够被多样化地应用（Variety of applications）或通用于多样化的用途上的技术。这与我们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对于各种各样多样化效率目的的实现具有通用性的基础技术。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讨论资产性质时与专用相对的通用，指资产可以从一种用途转用于另一用途，从一个主体转用于另一主体，但不能同时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而我国发改委提出的通用性资产的通用，多出了一层“复用”的意思。数据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资产。在国家数据局即将推出的“数据要素X”行动计划中，复用即指在任一时间（如同一时间）用于不同地点（场景），用于不同主体。与旧质生产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如果新质生产力确定以信息生产力为核心与先导，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这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生产力上的复用，将产生生产关系上共享发展这一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取向，从中释放的多样化红利，将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缓解社会利益矛盾。为此，需要大力推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包括三权分置）的改革，进一步解放新质生产力，要在制度环境建设上，打破那些阻碍资源、要素通用、复用的制度障碍。在十五五期间，有必要推动形成实体（不含农业、土地）两权合一与数据两权分离的产权“双轨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未来型产权路径。

2、命题14：以天下为公为新产权范式

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二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在产权方面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实际区别，在于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而不是现代产权制度中的两权合一。从两权合一中，只能产生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姓社姓资之分。

两权分离与两权分离，都是指收益权的合一与分离。两权合一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应同一个收益权，剩余全部归所有权人，不存在劳动用益权。两权分离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应各自的收益权（主要指剩余分配权），在权利束中多出一个使用权的收益权，即非所有权人获得收益（不仅是成本，而且含剩余）的权利，即劳动用益权。

这里所说社会主义范式，有别于西方中心论及西方社会主义的同名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超越国家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天下为公”一般内涵。需要与西方式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范式级区分。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道统”[25]。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对社会主义概念中隐含的西方因素加以辨识，不是为了排斥，而是要在继承的同时，加以中国式的发展。

1）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中国范式

1）西方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区别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西方概念。但社从实质内涵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属于东方的理念（无论是否叫这个名字）。李学俊提出：“中国原本是社会主义的故乡”[26]。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27]。

脱胎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包含了西方式现代化中的共性元素。其“西方”标志，在于以理性化的法权（所有权）为中心区分所有制的性质。由此形成公有、私有的划分。人们难以觉察的是，公有、私有这种划分本身，就具有西方式现代化的色彩。马克思晚年最先注意到东方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这一重大问题，为此放下了以西方式现代化为背景的《资本论》研究，转向研究东方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新范式。

在西方式现代化中，法权这个范式的前置逻辑，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理念（即主客二元理念）。东方（古代中国、古代俄罗斯、古代印度）社会未经现代性（工业化）洗礼之前，并不存在具有主客二分内涵的理性，自然也不存在基于西方理性才能成立的所有权法权范式。

在西方式现代化主导时期，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习惯套用西方标准对东方社会进行所有制性质界定，把东方的所有制，误认为是公有制，把社会主义简单理解为公有制。却忽略了所有制的前置逻辑中，存在主客二元与主客一元这一性质上的东西方区别。

诚如田辰山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天然联系。它是有一以贯之、大道至简贯穿联系的.是一个‘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体系文化区分的问题”。[28]“不如说‘社会主义’原本是在‘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是相近的。”[29]这里的“一多二元”就是规范学术概念中的主客二元（等同于笛卡尔心物二元），“一多不分”则是主客一元（中国古代称为天人合一）[30]。

李学俊总结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发现其具有“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义”这一非常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宝贵品质。对其中原因，田辰山分析认为：“作者（按指李学俊）提出‘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很难明白，如果春秋时期管仲‘社会主义’的‘古代中国特色’，内容是真正的中国本身传统独具的‘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特色’，是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化，那么当代流行说法的‘中国特色’，则是一种脱离中国‘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走向‘市场经济’的‘一多二元’文化体系结构的‘西化’含义;这个‘中国特色’恰恰是‘去中国特色化’。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跨度发生的这两个‘特色’，不是同一个‘特色’，一个是区别于标准社会主义的特色，染成资本主义的特色;另一个虽也是区别于现代社会主义的特色，却是原汁原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特色‘一多不分’，这是我们在作者的管仲‘道政社会主义’或者‘古代社会主义’叙述中看到的。”[31]这里道出了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产权范式的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我们现在所说现代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是“去中国特色化”的，离中国式现代化提出自己的成熟主张有一定距离。

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公有与公用的不同。西方社会主义以公有为前提（天下为公指公有），但公有不等于公用（“平等使用”），而以国营、私营，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为主，兼容混合所有；中国社会主义不以公有为前提（不排除公有），但以公用为前提（天下为公主要指公用，即平等使用，含普遍的私营）。二者存在一个交集，即对于公共产品的垄断使用，属于垄断使用（含自然垄断）。

中国古代的公有，实为共有。相对的是公有，即公有（排除私有）或私有（排除公有），也相对于专用。而共用，包含了平等的私营。

2）存在不同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所有制存在现代性之前的范式（如农业经济的范式）与现代性之后的范式（如数字经济的范式）两种不同于西方的范式，都与天人合一（即主客一元）这个前置逻辑有关。

最先注意这个问题的是马克思，促使他放下《资本论》写作的，就是专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古代社会的所有制的工作。马克思晚年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其问题意识，在于把目光投向了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故乡”，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原生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可能代表东西方共同的普遍未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采用康德的术语，把使用权称为“感性的占有”。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

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像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

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按:另有

译本译为所有一一引者注}、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把“感性的占有”提高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高度认识，并且特别指出不要把它理解为所有、拥有。与共享经济对共享一一通用条件下“使用而非拥有”一一的认识高度吻合，也与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原义高度吻合[32]。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有权一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思想来源。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共产党宣言》正文中的社会主义概念，主要处在西方现代性范式范围内，以所有权含义为主。但在经马克思晚期东方人类学、历史学笔记后，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开始加入了前现代范式的内涵（“公共占有”，即公用）并提出了“所有制灭亡”（即所有制的西方模式灭亡，而不仅仅是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共产党宣言》说的消灭私有制，在出版40年后改为“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这表明，马克思晚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同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在天下为公所用上，产生了重要交集，内涵越来越近。这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主义范式的拓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示。《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的西方式理解（强调所有权），而是要在西方式理解之上，加入东方式的理解（强调使用权）。以体现社会主义在不同现代化背景下的阶段性内涵的区分。

具有“中国式”特征的社会主义，并不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标准，甚至也不完全以公有制为标准，因为还有公用的标准，例如，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就可能是公有但不是公用的，而是专用的、非共用的。又如，公有不等于公用，“马克思通过感性的占有这一命题，非常有预见地提出了‘现实的占有’这一问题，即名义上拥有，而现实中无法使用。”[33]现行政策中强调“平等使用”，正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天下为公的“道统”本义[34]。如党的18大报告中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3年7月14日）也提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现有政策，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范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于西方的中国内涵，这就是通过平等使用，保障使用权的收益分配实现平等。这是法权之前的权利标准，决定天下为公所用是否能做到。而由是否公用，决定收益上的一次分配是否实际平等。

2）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今天，为了搞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产权内涵。要研究是否存在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所有制，特别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后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划分姓社姓资，这是西方式现代化（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意识。我们并不否定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社会主义判别标准的存在意义，但更为关注的是在这种标准之外，是否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标准。

1）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产权范式

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现代产权制度，实际属于西方现代产权制度。当然中国在现代化中，尤其是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中，借鉴现代产权制度的优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确实存在产权的中国范式，这一点被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事实所遮蔽。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有机会从经济范式高度来对此进行重新，辨析中国与西方在这方面的不同。

现代人十分熟悉的公有与私有的概念，其实是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概念。其特点是以所有权为中心确定产权。这是马克思首先注意到的。马克思晚期放下《资本论》写作，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东方的产权模式。是因为发现，在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都存在一种与西方有别的、不以所有权（买卖）为收益分配核心的产权模式，其特点是以使用权（租赁）为中心。

拿东方的产权范式与西方产权范式对位比较，会发现不同在哪里。在西方模式（买卖模式）中，资本家（所有者）的收益对应全部剩余，工人（使用者）的收益只对应成本（工资）。而在东方的产权模式（如租佃制模式）中，地主（所有者）的收益只对应部分剩余，而农民（使用者）的收益对应另一部剩余。

例如身股制，这是晋商发明的一种与银股相对的独特产权制度。对应现代概念，银权对应资本方的权利，身权对应劳动方的权利。在利润（剩余）分配方面，身股持有者虽然不真正出资，但在红利分配上与银股持有者享有相同的权利。身股允许员工不出资而仅凭自身的劳动和贡献获得分红权，而不是象西方范式下只拿工资。身股和银股的区分不仅促进了企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有效结合，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信用道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分成形式。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用益权，与身股在劳动分享剩余上相通，第一，身股就是活劳动股，只不过不是股金（所有权），而是股权（使用权，如决策权）。例如知本家就是一个身股概念，其“本”离不开身；人力资本也是具有身股部分特征，就是所谓资本不能以死劳动形式出现，同样离不开身。第二，对活劳动有一个超出工资水平的要求，这就是做出能动的贡献，包括负责、创新、创造，要把人的潜力发挥出来，而不只是限于提供机械劳动。

与身股不同之处有一点，身股不要求员工承担经营风险，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当经营分为平台经营与个体经营（APP经营）时，经营APP的活劳动虽不承担平台风险（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固定资产部分风险），但需要承担应用风险，以体现权责利（使用权占有-对应用中的高风险负责-用益权中的高收益）的一致。

2）将用益权置于核心的社会主义

我们把是否存在作为主要经济现实并为产权制度肯定的剥削，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区分标准。剥消定义为一方主体对另一方主体成本之上的剩余的剥夺。即在交换中，一方仅补偿另一方的成本（如工资），而将另一方所创造的剩余加以剥夺。对社会水平的总剩余来说，将二次分配中转移支付（福利）计为剩余分配的一种宏观形式。

西方社会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产生（或消除）这种剥削的制度性根据的不同。西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主要以所有权上的公有、私有，判断剥削的有无。其对天下为公的理解，是公有。而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主要以使用权上的公用（共用）、私用（专用），判断剥消的有无。其对天下为公的理解，是公用。即天下为公所用。

以财产的法权（所有权）为中心，界定的主要是买卖关系（所有权转移），而以财产自然权利（使用权）为中心，界定的主要是租赁关系（使用权转移）。从实践来看，西方产权主要发生在要素买卖的事实基础上，而东方产权主要发生在租赁关系的基础上。由此，我们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价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广义界定。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基于农业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形成以劳动用益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与西方在近代工业化运动中形成的否定劳动用益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有所不同。古代中国把产权交换，主要理解为使用权交换（租佃），而非所有权交换（买卖）。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土地买卖，所有权交换（如“质田”）也允许存在，但不是主要经济现实。往往是王朝后期失控现象，总是被主流制度抑制的对象（认为会引起土地兼并，扩大贫富差距）。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变动，往往发生在改朝换代之际，在均贫富的口号下推动。一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土地租赁经营就成为主流的方式。一旦土地买卖兼并不是促进经济正常发展，而往往导致经济不正常发展。租赁与买卖的一个重要分别在于，租赁关系（合伙）中，劳动可以获得剩余，而买卖关系（雇佣）中，劳动不可以获得剩余。因此，要素主体间的租赁关系实质是合作制、合伙制，而不是雇佣制。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基因，根植于这种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具有“阻止资本主义”的功能，而西方社会主义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经常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来自故乡的、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严守住了非所有权人依靠劳动可以获得剩余这条底线，而各种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没有守住这条底线，而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只是守不住底线后的自然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赖于数字生产力的加持，异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一旦活劳动以基于知识的创新活动的这种新面目复活后，必然也必须获得剩余作为制度激励，这不是所有权人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能决定的。正如地主让农民参与分成，不是主观乐意不乐意所能决定的，不如此，生产力就会倒退，人类的效率就会降低，社会就会大乱。

3）从“社会主义的故乡”重新理解“天下为公”

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人们经常不恰当地用公有制（古代公有制）来判断古代东方社会的所有制性质，这并不符合东方的实际。马克思晚年开始注意到这一点，通过“东方学笔记”（即“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以使用权为中心构建的东方社会所有制。其据此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中）修正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新提法中将所有制的决定因素从所有权扩展到使用权，不仅与俄国古代社会主义基本内涵一致，而且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基本内涵高度一致。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按东方标准界定社会主义范式，指明了方向，并开创了先例。

《礼运》大同章所说“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纲领，但其中的公，并没有公有的意思。董楚平考证认为，从先秦到西汉的文字资料中，所有“为公”，没有一个可以解释为“是公有的”，或“成为公众的”。不但《礼运》大同章没有公有制痕迹，直到太平天国，都没有出现过全社会实行公有制的理想。据此认为：“古代没有‘天下公有’和‘公有制’思想。”[35]。

1）天下为公原义中没有天下公有含义

天下为公的原义，是指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在天下为公的语义演进中，这里的权位又延展至财富，具有了经济的含义。

对于财富（包括这里说的权位）的占有，存在“有”（拥有）与“用”（使用）两种方式，分别为有之与用之。有之是拥有，是合法占有，是价值上的归属，是对财富的状态（“物”）在名分上的归属的肯定（明晰），涉及的是人我关系（别人有道，还是我有道，有道者得之），如“道者有之”，是在说占有的合法来自于道，占有者把握道所蕴含价值，才能拥有它；用之是自然占有，是对使用价值的利用，是对财富过程（活动）的肯定，涉及的物我关系（我役使物的活动，使“物”变为“事”，使状态变为过程）。

用之，还有其它的表述，如处之、理之，纪之、使之。

如《尚书大传·殷传》“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这里的处之，指向的是位子的实际利用、自然控制，处的对象是位子的功能。???

贾谊的《新书·修政语下》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逸周书·殷祝解》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

对权力的使用（运用）是指治理（“理之”），包括领导、决策（“纪之”，在选择时抓住要领）、组织和控制（“使之”）。直接采用“用”这个词，见于《离骚》，屈原说：“皇天无私阿（按：阿同于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关于大同思想中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两权分离，可见大同章中的这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直译为:“财物，〔人们〕恨它被扔在地上〔都想收起来〕，但不一定藏在自己家里。”[36]?藏是指有而不用，弃是指不用，即浪费。反对不使用（浪费、闲置），反对有而不用，这正是以使用权为中心的典型取向。这与西方的产权绝对论中两权合一，只要有，宁可自己不用，也可以合法不许他人使用的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与不自觉受西方法权中心论影响而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如“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比喻为了一大二公之“有”，可以牺牲自主经营之“用”）也形成鲜明对比。

下面一句:“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直译为:“力气，〔人们〕恨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都想使出来〕，但不一定为了自己。”?[37]出于身，含有使用accesse的“亲自”之意，不同于拥有的可以名义占有。作为相对义的“为己”则是与使用相对的所有。

这里的所有“为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有，而是公用，对应的有，是共有。还原到西方概念（比如萨维尼和康德的产权概念），公有说的有，是指法律占有；公用说的用，是指自然占有。中国古代常说的“耕者有其田”说的有，实际是自然占有。实际情况往往是，土地归诸候所拥有（其获得分封的条件是在打天下中立功，实际是凭暴力改变所有权），但不应排斥非所有权人（无地农民）使用（耕种）。一旦大规模违反，就会出现经济危机直至社会危机。

按东方自身关于所有制的特别标准——以使用权（包括使用者用益权）的标准——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公用（天下为公所用），而非公有（天下为公所有）。而公有含义上的公有制，主要是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西方社会主义的标准。东方标准是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西方标准是在工业文明中形成的。两权分离的标志，是使用权具有独立的收益权，尤其是剩余分配权。特指非所有权人依使用权获得剩余，或与所有权人分割剩余的权利。所谓两权合一，是指剩余分配权这种收益权完全归所有权人，就剩余而言，收益权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

西方标准的社会主义定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天下为公所用”之上，加入的新内容是启蒙运动理性后形成的法权概念。启蒙理性基础上的法权，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法权。农业社会也存在形式上的法权（由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但背后依据的是天人合一（主客一元）的理性，而不是主客二元（心物二元）的理性，表现为这个有，不具西方理性特有的排他性，可以排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有”，因此不具有现代性特指的产权明晰这一点（把财富中包含的非外部性与外部性进行明文分割，变成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郑玄训“天下为公”的公字为“共也”。

共有与公有不同，共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以“有地”为例，《礼记·丧服》云:“君者有地者也”。郑玄注云:“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这意味着，在互不从属的贵族之间，土地具有排它的私有性质，在相互从属的等级贵族之间(如天子与诸侯、诸侯与所属的卿大夫)，则共同享有土地的所有权。魏天安认为：“这不是完全的公有制，也不是完全的私有制，对任何一级土地所有者来说，其土地所有权都是不完全的”[38]。不完全的根据是主客一元，而所有权要达到完全，须以主客二元为条件。其中的客，就是权利可以象物质一样无限可分，清晰划界。而天子、诸侯及卿大夫这些主体，存在相互依存或依附关系，不是完全独立的主体。

《庄子·徐无鬼》更明言:“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共与公的区别，在共有这种方式容纳外部性，表现为产权模糊中的外部性，一方主体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在自身，而存在于依存的对方之中，形成非独立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外部性（“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外部性之“有”，其价值实现在彼此，是非排他的。之所以说天为为公，“非有公是也”，是因为公有、私有都是相互排斥的专有，公有是排斥私有后的有，私有是排斥公有之后的有，共同特点专有。只不过公有专的是公，对私（个体）是排斥的，对私与私之间的相互外部性，也是排斥的。而共有是“一多不分”的有。

数字经济同样具有“一多不分”的隔代遗传（即否定之否定）特性。表现为在网络效应中，公与私的界际是模糊的，与私与私的节点的互动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外部性，其经济性质为互补，同互替相反。互补促成合作，而互替导致竞争。在公与私的统分结合中，公也不是传统工业化中那种以税为标志的公，而是税与费结合的公，这种公，实际是共，即共享。如在PPP中公私形成合作主体，在有上，出现混和与复合。

天下为公的公，在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下，主要指公平，说的是公平不公平。而非西方语境下的公共，指的公共还是私人。后人把天下为公的公，解为与私有相对的公有，是在西方式现代化的影响传入中国后才产生的。最早见于康有为《礼运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这是在用西方近现代概念解释中国古代，用现代义代替古代义，是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在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时，需要了解这一背景，避免照搬。

总之，天下为公具有以所有权为中心同以使用权为中心两种解释。两种解释都可以表述在“天下为公所占有”这个命题中。因为占有这个词有所有、使用二义性。根据萨维尼、康德将占有区分为法律占有（所有）与自然占有（等于使用）二义进行区分，如果将占有理解为法律占有，则天下为公所占有等价于天下为公所有；如果将占有理解为自然占有，则天下为公所占有等价于天下为公所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把后一种含义的社会主义定义，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中找回来，加入到由法国、德国、俄国所定义的西式社会主义概念中来，以适应数字经济隔代遗传的需要，以成为中美未来现代化中的新普世价值。

2）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特殊含义：根据使用权分红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将来自中国的用的标准，加入来自西方的有的标准，并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要解决西方式现代化解决不了的关键现实问题。

公用，实际的意思是人人平等使用，是公道使用。公对于使用来说，是公平、平等、公正之意。公用是指公营，但公营不等于国营、官营，而是公平经营之意。这个平等，既体现在人人私营的平等上，也存在于私营与国营（垄断经营）的平等上。对私营来说，资本与劳动是否在获得剩余的机会上平等。推广后还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平等。私营与国营的平等，主要体现在资源是否平等进入，平等中的公平，涉及国营是否存在名义为公，实际为私的问题，例如官营一旦演变为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就失去了公用的性质，成为与公共利益相悖的特殊利益集团。

从微观角度讲，公用，是指各主体在利用资源时是否能真正平等地依贡献分配剩余，如果能平等利用、平等分配剩余，为公；不能平等利用、平等分配剩余，多占的一方即为不公。

按照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标准，剩余产品的分配，有两个来源，首先是根据使用权分红，确立了劳动用益权（用益权指非所有权人对收益尤其是剩余收益的分配权利），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其故乡产生时的本意是劳动者参与分红。而西方的用益权仅限于地上权，而完全没有劳动用益权概念，劳动者偶尔获得剩余，也没有制度保障。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西方现代经济学一起步，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有一个中国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的观念，就是把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当然正常回报。对照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只得工资，不得剩余，那就只有贫农（相当于雇佣制下的工人），而不存在佃农、中农、自耕农和富农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理念，如果套用西方古典经济学，相当于劳动者（非所有权人）报酬=工资（成本）+部分利润（剩余）；资本家（所有权人）报酬=成本+部分利润。是分成制而非雇佣制。这不排除中国古代也存在雇佣现象，但并不是主要制度特征（主要存在的是租佃制）。劳动者普遍的贫农化，往往是王朝晚期现象，会自发引起革命，把雇佣制调整回租佃制。这种以劳动分配剩余的租佃制，抑制了以普遍实行的雇佣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发生，是同等生产力条件下比其它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

西方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沿袭了西方资本主义，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还是象工业资本主义那样只领取工资，而不能参与分红、参与自主决策。所不同仅在于理论上承诺将劳动创造的剩余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给劳动者，并在理论上肯定劳动者的所有者地位（公有）。其次才是根据所有权分红。西方产权制度（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有所有权分红，而没有使用权分红。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直不稳定的原因，没有令社会主义本身的特色（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故乡”长期稳定存在的那种共用特色）达到象资本主义同样成熟的程度，进而诱发社会主义的安全风险。

西方中心论在提出和解决产权问题时，其问题意识本身存在一个（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看的）盲区，忽略了非所有权人获得收益权（特别是获得剩余或利润）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中国在古代特有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晚期东方学转向的问题意识）。这对于搞清什么才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那个“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并不排斥所有权分红。但不同于西方在于，所有权在分红中只占一部分，是与非所有权人（即使用者）分成。所有者如果不投入活劳动，只能享有分红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西方式现代化中的制度是所有权人获得全部剩余，非所有权人的使用者不参与剩余分配。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仅在于，名义上让使用者（一次分配中的非所有权人）成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全民所有），在二次分配中以非所有权人身份分享部分剩余。

对比之下，西方式现代化没有劳动用益权（活劳动直接获得剩余）这种问题意识，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普遍设定所有权人获得全部剩余，其它要素只补偿成本（如工人只获得工资）。西方社会主义为此要给工人明确所有权人的地位，以为非如此不得剩余。借鉴到当下，就是认为只有劳动者获得所有权，如股份，才能在初次分配中取得剩余。完全忽略了东方和中国古代特有的劳动用益权。现实中并非没有劳动用益权的成功实践，如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中国数据要素两权分离改革，只是主流经济学家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对此视而不见。抱着理论成见脱离实践。

在对天下为公的现代阐释中，孙中山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本意。他说：“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地位”。这里指出的以利为本同以人为本的区别，公的含义是“人人有平等地位”。同时孙中山还点出公用的平等分配含义，即“分成”上的公平不公平这一重要含义。他认为天下为公意味着“劳苦的结果.不被别人夺去。现在农民的劳动结果，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

引入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范式，补充与修正西方式现代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主义范式，以指导西方主导的工业化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添加的实质内容，就是添加公用这一新范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中体现的中国贡献，旨在通过制度性地实现对于财富资源的“平等使用”（而不仅是拥有），促进机会公平（而不仅是福利性的结果公平），从而成为民众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问题。着眼点不光是财富的物的方面，更主要是人的发展这一以人为本型的目标。比如，不光是分钱，还有自主决策，发挥创造性。使活劳动从不能创新的状态，解放到创新的活动中。

需要说明，评判社会主义与评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经济标准，还有相应的政治标准与文化标准。例如，北欧国家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因为丹麦、瑞典加入北约表明，其政治取向仍然可能总地指向消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价值标准仍是西方中心的，并力图否定东方价值的普世性。但由于本文主要谈的是经济范式，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仅限于经济范围。

4）数字经济必然导向公用制

数字经济是工业经济的否定与农业经济的否定之否定，否定工业化中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螺旋式上升中恢复（以创新为条件）活劳动获得剩余这一相对平等的分配关系，使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因劳动与数据资本统一于活劳动这种前景而重新焕发活力。

反观在西方式现代化主导下以法权（所有权）为中心的产权模式，日益暴露出与自然权利（使用权及活劳动）脱节的弊端，而到了重新进行范式变革的时候。法律权利与自然权利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矛盾，所有权人不使用同样获得全部剩余，而使用者创造增值而不能获得剩余作为激励。其恶性发展表现为所有者自己不使用，也可以合法地不让其他更有效率的使用者进行经营使用，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在西方社会主义（包括东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出现社会主义退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其实质在于，把公有公用的社会主义理想，以公有为名，去除公用之实。把公有变为国有，使其脱离公用（“平等使用”）轨道；接着把国有，操作为国营（公用中的特定群体公用，缩小公用范围），最后把国营，变质为权贵实际上的私营甚至私有。

转机来自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异质生产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资产中，可通用、复用的资产所占投入与贡献的比重，一步步超过不可通用、只能专用的资产所占比重。异质生产力中这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趋势，在同样的所有权条件下，对公用相对更加有利。这是以道为本在起作用。因为，资产一旦通用，将其变得不公用（不开放共享）的成本会急剧上升，而损失的机会收益会急剧下降（因为无法把网络外部性加以内部化），相反会让适应公用的资产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更易释放合作潜能。在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公用第一次得到生产力——从通用技术到通用资产——方向的支持，从而开始具备从空想变为现实的历史条件。这也为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开辟了复活的生机。比较管仲在齐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数字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在公用这一点上的异同，中国古代以盐铁作为主要生产要素，未来中国以数据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盐铁由于物质特性的原因，导致其社会主义作用只能在宏观层面、二次分配层面实现。显然，数据要素更适合在微观层面“公用”，尤其与齐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的取向更为匹配，更容易使中国本义上的“天下为公”得以实现。

在数据要素作用倍乘，而物质、能源作用相对倍除（绿色、低碳）的趋势影响下，专用资产的稀缺性相对下降。而数据只有在最终使用中才能充分实现价值，而个性化最终消费决定生产，又迫使产权激励经过千回百转，转回到激励更靠近高风险高收益之源的一线活劳动的方向上来。而一线活劳动独具的创新、创造的活性特征，决定这种高附加值之源，是不可复用的，因此在个性化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稀缺。一切平台，得应用（APPs）者得天下。增值应用使得使用者的地位，超过即插即用，即用即拔资源的食利的所有者。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不想继续剥削，而是出于经济的异质性——从异质生产力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异质性——的原因而不能再继续剥削模式。因为高收益对应高风险成为新的经济常态，以集中模式发挥作用的个人精英（资本家），不能应对分布模式的风险，只有在分散风险的过程中让渡占有权、决策权和分配权，与利益相关人分享利益，才能适应中国、美国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数字经济终将通向以公用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表现出三大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因为要素可复用，因此分享使用（公用）比不分享使用，对要素的所有权人与非所有权人都更为有利；二是生产过程高度不确定，且瞬息万变，因此让渡决策权至一线，对要素的所有权人与非所有权人都更为有利；三是收益只能在高风险中实现，因此将剩余分配的大头从系统中央（诸葛亮）转向分散的节点（臭皮匠），对要素的所有权人与非所有权人都更为有利。

20世纪出生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产权明晰这种典型西方式现代化概念，具有极大吸引力。产权明晰对于专用性资产是适用的，但对于以数据为要素的无形资产的适用性，却只有5%。只有5%的数据要素，适合场内交易。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需要将资产拓展到涉及数据外部性、网络外部性的，根据数据本身特点，探索相应的产权制度。

当前，继续模仿西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要性，尤其对于可剥离外部性，完全有形化的实体要素来说，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但同时也要提前看到，对于包含外部性、难以完全有形化的数据要素来说，对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适当分离，是更加适合的产权设计。

两权分离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也有广泛的实践基础，一是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三权分置成功实践，二是“数据二十条”所指引的两权分离、三权分置政策。一个带领我们走过了昨天，一个引导我们走向明天。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产权范式之处都在于，其产权激励机制基本都是所有权无关的。

将体现现代性（工业化）特征，强调公有私有的现代产权制度，与体现前现代（农业化）后现代（数字化）特征，强调公用私用的中国产权制度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产权新范式中“天下为公”的全面含义。

需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天下为公，其普适性是兼及东西方的，不仅工业化中的公有制可以实现天下为公所用，工业化中的私有制也可以实现天下为公所用。其中共通的标准在于“各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资料”。

3、命题15：以多样性红利为新分配范式

多样性红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三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它可以使其他主体要素——资本、劳动——的作用倍乘。乘在资本上，可以让资本价值倍乘；乘在劳动上，可以让劳动（因转化为人力资本）而价值倍乘。历史上，增进资本的制度设计比较常见，工业化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首先让资本获益，这次也一样吗？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机会，把倍增活劳动，作为提高自身效率的主要机会。

以数据要素倍乘劳动要素作用，可以将普通的劳动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在获得劳动报酬（成本）的同时，获得要素收入作为剩余回报。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有别于美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选择。这里说明一下，有人一看人力资本中有资本这个字眼，就直接把它当作资本加以否定。人力资本与资本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是它只存在于活劳动中，不能以死劳动的形式存在，这一点同专利、知识产权不同；二是它不会剥夺他人的剩余，人力资本以劳动形式进行投入，只是使劳动者得到剩余，而不是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生产资料。

俄乌战场上战斗力正发生革命性变化。战斗力的场景化，使战略性地发挥单兵作用，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一线士兵的作用在显著提高。决策权正交到一线士兵手中，“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指挥战斗”。从战斗力推及生产力，结论很可能是同样的。这预示着，人工智能将来不光是武装资本，而且武装劳动。同理，活劳动在“听得见炮火”的地方，开始发挥原来资本的作用。制度设计随之也会将从激励重心从资本转向劳动。从而发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多样性红利”[39]现象，剩余更多分配给劳动而非资本。

斯科特.佩奇的理论，将不同技术效率按偏向主体的不同分为两大类，用“能力与多样性”概括。能力对应的是专业化。与同质化、专业化相联系的主体，是有“能力”的人，即精英。而多样性自然对应多样化。与多样化相联系的主体，是草根、群众、劳动者。斯科特.佩奇提出“多样性优于同质性定理”：“如果两个问题解决者集合都只包含了个体能力相等的问题解决者，并且第一个集合中的问题解决者是同质性的，第二个集合中的问题解决者是多样性的，那么平均而言，它们的局部最优解将会有所不同，而且由多样性问题解决者组成的集合将优于由同质性问题解决者组成的集合。”[40]斯科特.佩奇这个结论更加适合信息技术，因为多样性优于同质性（包括自动化、专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已完成，经济的主要问题，从解决大规模制造（简单性任务），转向解决多样化服务（复杂性任务）。与多样性效率最匹配的是“复杂性任务”[41]。对劳动密集的服务化来说，多样性中孕育劳动者的红利（bonus）。

当擅长提高多样化效率的信息技术与劳动结合的时候，降低多样化成本的结果将带来劳动特有的多样化产出（如APP、名特优新等）的增加，由此产生“多样性红利”。按佩奇的说法，大众具有“多样性”（如解决方案多样性）这一优于精英的优势。支持有效需求的高收入，取决于多样性红利机会的广泛出现。兼职类工作就是典型的多样性红利机会。在智能经济条件下，这种机会一定会发展为以多样性、高收入为标志的增值应用（APP）业态的广泛出现。在苹果商店中，APP开发者分成比例高达70%-85%，远远超过资方的30%-15%，这已成为美国西海岸硅谷地区的当前行情。中国一旦出现这种趋势，意味着逆转两极分化的多样性红利，就会从经济中自然而然出现。多样性红利的原理在于，通过改变（不可数字孪生、复用的）劳动与（可以数字孪生、复用）资本的相对于使用（access）的稀缺关系，从而改变剩余的流向，因而不依赖福利政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新质生产力自身规律，而非刻意干预的结果。政府只要顺势而为，就可以用少得多的财政资源，实现同样水平的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着力点，首先应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要素收入摆在第一位。按照人力资本来塑造新一代劳动者，以合伙制、合作制，释放多样性红利，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力者。例如，农民工进城只是打工，但学会电脑，可以在农村电子商务、城市快递服务中，成为掌握订单的决策者，而取得打工水平之上的收入，并全面发展能力。其次，需要全面激活科技创新与市场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发挥作用。要把高度依赖研究投入的创新与高度依赖营商环境的创新结合起来，创造适合异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三是大力投入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包括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建设连接、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加强适应人的更高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的多层次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深化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核心的产权机制改革，探索建立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培育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五是促进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国内外开放体系建设，促进资本、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更充分的流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小结：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可选范式“工具箱”

本文的经济与经济学的范式体系中，选择了顶层范式、技术与经济范式、宏观经济范式、产业组织范式、经济制度范式五个领域15组可选范式，作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学的工具箱。它们包括：

顶层范式

——经济历史：生产方式范式

——经济哲学：以人为本范式

——经济学假定：质的范式

技术与经济范式

——科技范式：新信息科技范式

——技术经济范式：多样化效率范式

——生产力范式：新质生产力范式

宏观经济范式

——增长：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范式

——货币：数据范式

——就业：零工经济范式

产业组织范式

——产业体系：新实体经济范式

——产业逻辑：范围经济范式

——产业组织：生态范式

经济制度范式

——社会选择：通用性范式

——社会主义：天下为公范式

——社会分配：多样性红利范式

这些范式，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内涵，又体现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到底哪些适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需要在学术竞争中进一步辨明，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生命力。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备选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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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部分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范式》（上）（中）（下）为题，连载于《互联网周刊》2024年3月5日第5期、3月20日第6期、4月5日第7期。

[2]?陈来：仁学本体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中国人的哲学不分唯物和唯心》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zMxNjk5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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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隽鸿飞、郭艳君：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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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翔：新质生产力:基于《周易》思想的理解和启示[J]，阅江学刊，2023-11-28 http s://doi. org/ 10.13878/j. cnki. yjxk.20231128.001

[8]?钟义信：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篇章[J]，互联网周刊，2023年11月5日，总797期：10-16

[9]?钟义信：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篇章[J]，互联网周刊，2023年11月5日，总797期：10-16

[10]?钟义信：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篇章[J]，互联网周刊，2023年11月5日，总797期：10-16

[11]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12]左鹏飞、姜奇平：数字经济学：宏观经济卷[M]，中国财富出版社，2022年

[13]周延云、李琪：生产力的新质态:信息生产力[J]，生产力研究，2006.7

[14]周延云、李琪：生产力的新质态:信息生产力[J]，生产力研究，2006.7

[15]赵培兴.创新劳动价值论——论超常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6]姜奇平：论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02):3-15

[17]罗伯特·J·希勒：金融新秩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丁宝寅:?重新发现小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9]?黄宗智：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20]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J],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21]让.梯若尔：创新、竞争与平台经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76

[22]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6

[23]《逾100万家数商企业崛起?中国如何发挥数据“乘数作用”？》，中国新闻网，2023年11月2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3/11-25/10117843.shtml

[24]?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的《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高技〔2020〕552号)

[25]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26]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6

[27]?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28]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7

[29]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8

[30]?主客关系是本体论角度对实质的概括（如非决定论与决定论之分），一多关系是方法论角度对形式的概括（如唯名论与唯实论之分）。

[31]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

[32]?于小丽：共享数字化生产资料的理论研究[D]，中国社科院大学，2023：27

[33]?于小丽：共享数字化生产资料的理论研究[D]，中国社科院大学，2023：27

[34]?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5]董楚平：“天下为公”原义新探[J]，文史哲，1984. 04.

[36]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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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魏天安：从模糊到明晰: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之变迁[J]，中国农史，2003. 4

[39]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工作与生活中极具价值的认知工具[D]，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D]，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40]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工作与生活中极具价值的认知工具[D]，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167

[41]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D]，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作者序